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加快形成和完善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和新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先后作出“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三期叠加”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三期叠加”和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多是阐明经济阶段性变化的新特征，而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对发展阶段的概括，还体现了发展的战略取向和价值取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适应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需要，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内在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导入期转向拓展期，正在改变国际分工原有的“中心—外围”结构，成为影响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大国兴衰的主要力量。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重构，国际政治格局不稳定性上升。特别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并试图对我国进行全面战略围堵。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在应对百年变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
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跨越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非常规的特有关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又要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关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成功跨越关口，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衡量标准上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而且内涵上要从“增长”延展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优结构、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更高水平的发展：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生产能力的迅猛扩张，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缺口”基本填满，“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结构加快向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升级，居民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品质的需求日益扩大，“质量缺口”越来越大，“好不好”的矛盾更趋突出。如果说，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数量追赶”，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质量追赶”，以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为主攻方向。
更优结构的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
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而随着钢铁、煤炭、石化、建材、有色等产能陆续达到市场需求峰值，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必须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着力推进结构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水平，由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区段转移，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结构升级不仅要满足市场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品质的需求，更要实现生产要素从低效领域转移到高效领域，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更有效率的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要素驱动”模式已难以为继。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转向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乘数效应”，这个阶段的“瓶颈”制约主要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从国际对比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提升创新能力成为新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更加公平的发展：从“分配失衡”转向“普惠包容”
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高效率的生产体系，更要形成普惠包容的分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要求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节不同群体的分配关系，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健全有利于更充分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更可持续的发展：从“高消耗高排放增长”转向“绿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资源能源消耗迅速增加和环境质量损耗，透支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更加强烈，从过去的“盼温饱”到现在的“盼环保”，对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提出更高要求。这就要求转向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排放减少与环境改善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方式。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随着污染治理外部成本内部化，将重新定义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绿色发展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