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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风险主要来自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火灾、交通事故、重大疫情、暴力犯罪和恐怖袭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方面。城市安全风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随机的外在因素会诱发一连串事件，对城市生产生活秩序、人民生命财产乃至城市安全形成威胁。对于“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而言，探索城市安全发展道路，尤为重要。本文对如何构建城市安全体系，建设韧性雄安，进行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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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城市安全发展的重要性
安全是城市的生命线，是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必须坚守的红线和底线。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际，各种变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任何一个环节或方面稍有不慎，信息的快速传播，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下，会诱发甚至酿成“灾害链”，影响城市社会稳定。对此，城市管理者必须“心中有数”、做好预案。
城市安全发展，是城市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城市的出现最初源于安全需要；早期村庄、要塞、城堡，之所以建有城墙，主要是确保居民安全。我国古人“依山建城”，本意是城市安全。现代，城市发展成为人类生产生活聚集区，尽管新城不再建城墙、大多数老城墙业已被拆除，但城市安全功能需求并没有下降。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城市能忽视其安全属性，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在动荡不安中稳定发展。因此，要把城市安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上好这根弦，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夯实根基。
城市安全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保障。城市安全，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连着千家万户，牵着亿万人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切实满足人民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需要，消除城市发展的安全隐患，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重视城市安全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生产生活环境。
城市安全发展，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内涵之一。现代城市文明不仅要有鲜亮富丽的文化地标、整洁清新的优美环境，更要有底蕴深厚的安全文化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没有城市安全，文明就会湮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复活节岛的乱石堆、楼兰古城的消亡等，可能与生态系统失衡有关。因此，要切实把安全要素和应对预案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从理念上、思想上、行动上高度重视，不断提高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安全有可靠保障、文明有自觉行动的现代化都市。
城市安全威胁途径与韧性城市建设的国内外经验
建设安全城市不能凭空臆想，而是有据可依、有迹可循的。近年来，“韧性城市”作为应对城市安全风险，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方向被提了出来，对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系列干扰和压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概略地，城市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天灾”和“人祸”两大类。“天灾”是具有突发性和不可控的自然灾害，例如，庞贝古城被火山淹没，郑州、徐州等“城下有城”，盱眙“泗州城”遗迹等，都是“天灾”杰作。“人祸”则主要由于管理者应对不当、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的，我国前几年因PX项目、建垃圾焚烧厂等诱发的“邻避运动”，就是典型。
韧性城市，主要指城市应对突发安全威胁或灾害的抵御力、适应力和恢复力，包括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对外界干扰的稳定程度（刚性）；受破坏后恢复平衡的能力（弹性）；与外部环境协同进化的能力（进化性）以及自调节自组织能力（自组织性）等四个方面。2016年，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人居Ⅲ）将倡导“城市的生态与韧性”作为城市议程的核心内容之一。此前，联合国人居规划署、联合国国际减灾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标准化组织及IBM、微软等跨国企业等，联合开展了韧性城市研究与项目实施；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把地震、洪水、火灾、疾病爆发和恐怖主义袭击等极端突发事件与城市发展中的高失业率、高税收、基础设施老化、食物和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缓变压力的应对结合起来，提出了构建健康福祉、社会经济、设施环境、领导策略等4个维度协同推进的城市韧性框架。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纽约和伦敦作为韧性城市建设的先行者，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2004年，美国纽约环保署制定了《韧性城市建设规则》和《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等持续性规划、计划，并将城市建设的美好愿望转化为政策实践行动。伦敦也组建了“气候变化和能源部”，出台《英国气候影响计划》和《管理风险与适应规划》，加大洪水风险管理，增加公园和绿化，水和能源设施更新以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提出了灾害管理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城市韧性发展理念，以及城市建设和灾害应对的全民行动框架，以全面提升城市抗灾韧性。
（编辑：Wendy）
